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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术动态

追忆往事 缅怀先师

发布时间:2017年08月25日

追忆往事  缅怀先师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 ——纪念朱良春老师百年诞辰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朱步先

 

宋代诗人黄庭坚曾云:“随人作计终后人,自成一家始逼真。”道出了古代读书人的终极理想:以学术鸣世,在诸子百家中占一席之地。吾师朱良春一代国医大师,世所景仰,差可告慰其英魂。而以章次公、朱良春师徒为首的师承体系更被孟庆云教授称之为“章朱学派”,乃是顺理成章。这一学派从理论到实践建立起前无古人的体系,推动中医由传统向现代演进,为患者增福祉,为后学示门径,影响了医坛和一代代学人。转眼朱师辞世已年余,不胜悲怆!往事如昨,兹择片断记忆略加整理,谈谈笔者对“章朱学派”的粗浅认识,藉作对朱师百岁诞辰的纪念。先生一生酷爱学术,倘九天有知,亦当莞尔。

一、超前思维

朱师晚年曾多次对我说,“章次公的许多学术见解具有‘超前性’”,在当时或不为一般人理解,甚至遭到非议,但经得起历史的检验,已为或将为中医学术发展的进程所证明。“超前性”入木三分,足可从中领悟章先生学术的真谛,也是朱师毕生治学的缩影。

笔者常想,与章次公先生同时代的医家中不乏卓越之才,著述之丰抑或过之,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,章先生的影响力趋增,学术备受推崇,其故何也?盖众多学者,因袭古人者多,自出机杼者少,其学术面貌“似曾相识”,日久自然被人淡忘。惟立言不袭者,方能自成一家。章先生立志“覃思渊辙,辟境蚕丛”(《湿温証治·自序》),做一番前无古人的事业,从而开后学之坦途,“致人于高明光大之域”,是何等的魄力与胸襟!朱师不遑多让,老人家的很多学术见解依然闪光,他曾在给我的信中说,毁誉听之于人,是非断之于己,我行我素,执着地追求。筚路蓝缕,开拓进取,二公辉映后先。

“超前性”指医家的远见,看到了医学发展的趋势,开风气之先。清人刘熙载曾谓:“才、学、识三长,识为尤重”,“非识之高卓精审无以中要”(《文概》)。然而卓识又非绩学不办,有绩学而后有卓识,有卓识而后有洞见。要之,章、朱二公将中医学植根于国学基础就有了源头活水,同时不尚空谈,注重临床实践,让理论与实践相互印证,因而看问题具有穿透力,不落俗套。不仅能了悟经典的奥旨,对历代诸家的得失也洞若观火,撷其精华,为我所用。

二、医壇新风

章先生志在革新中医以适应时代,主张“发皇古义,融会新知”;朱师则从1962年起,便倡言“辨证与辨病相结合”;二者一脉相承。随着时代的发展,朱师认识更具体,更深化了。

章先生认为中医治疗的特点是“整体性的综合疗法”,亦即作用于整体以矫正病理变化,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,“尚不能由‘辨证’发展到‘识病’的阶段”,故当用现代诊断方法以济其不足,即“双重诊断,一重治疗”。朱师倡导的“辨证与辨病相结合”,则为“发皇古义,融会新知”提供了可以力行的法则。它为传统中医诊疗模式注入了新的内容,临证力求确诊,避免误诊与漏诊;医者也能从“证”与“病”的不同角度来探求病理,不仅知其然,还知其所以然;并为疗效的判断提供了客观的指标,同时带来处方用药的革新,既针对证候,又能与针对“病”的特效药融合起来灵活组方,使中医的治疗学呈现崭新的面貌。俟后,朱师的这一主张为学界普遍认同,蔚然成风。

章先生所处的时代,中西汇通派正在兴起,先生敏锐地指出,“要中西会通,当以古今会通为前提”。他针砭时弊,“坚决反对牵强附会”。那些对中医一知半解,仅凭病名、症状表面的字义就与西医妄加比附,则失之远矣!会通古今也就会通了寒、温,会通了经方与时方,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融会新知,丢掉了传统就会误入歧途。从这一视角来看辨证与辨病的关系,朱师指出:“辨证是绝对的,辨病是相对的。”强调了中医的主体意识,可谓用心良苦。有志于会通古今中外,创新也就在其中了。

 

三、治学严谨

犹记1976年春,在朱师的指导下,我有幸参加《章次公医案》的编按工作,那时正值“文革”后期,是一个学术饥渴的年代,百废待兴。朱师苦心孤诣,多方搜集,力主其事。为了让我明了章先生的治学特点,他在给我的信中特别指出,章先生“能发挥自由思想,所谓独立思考者也”。开宗明义,揭示了章先生治学的精髓,值得深长思之。

章先生的治学方法有很多独到之处,譬如精究因明学(古印度的逻辑学--笔者注),注重逻辑,体现学术的严谨性。先生还注意用考证的方法探古求源,研究学术问题,而非随心所欲,率意而为。每发议论,必言之有据;每下一义,必精确不磨;每疏一方,必无懈可击;令人信服。观先生的医案,主症与兼症,主因与诱因,其间的因果关系如何,証治的要点何在,分析层层深入,如抽丝剥茧,寥寥数语,无不切中肯綮,绝无游移不定、模棱两可之辞。真所谓“案者断也,必能断乃可云案”(《医林琐语》)。我当时极为震撼,如此高水平的医案,前不见古人,后尚未见来者,确属别开生面。我的挚友,已故师兄何绍奇也参加了这一工作。他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说,学到了许多终生受益的东西。我极有同感。1980年《章次公医案》正式出版,首印二万册,一销而空,好评如潮,为中医学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,朱师功不可没。

关于考证,例如章先生精研《伤寒论》,详考“伤寒”“六经”“辨”的涵义,赋予新意。认为“在急性传染病中,张仲景是注意循环系统的第一人”,其治热病注意保护心力,渊源有自。为了阐明六神丸的强心作用,章先生详考府志、县志及有关文集,撰有《雷子纯与六神丸》,凡雷氏家族的变迁、方剂组成、功用特点无不言之凿凿,认为它能“兴奋心肌与脑神经”,并云“热病心力衰竭用附桂则人畏惧,用六神丸既能强心,又不遭谤”。朱师则稽古察今,融会贯通,进一步解析六神丸配伍的奥妙,拓宽其应用范畴。在内科急症,如热病引起的休克及心衰、早期之呼吸衰竭、哮喘、冠心病心绞痛等均采用之,尝配合汤剂、丸剂,收到很好的疗效。称其为“仓猝救急的妙方,扶危拯脱的良药”。章、朱二公心心相印如此。

四、敢于质疑

章先生曾受国学大师章太炎的熏陶,不轻易附和旧说,极具批判精神,曾对五行学说能否指导中医临床实践提出质疑,究其说也源于太炎先生。太炎先生详考古籍,认为五脏配五行古无定说,至于相生相克,“木之胜土,利不如金;金之生水,事无其验”(《医术平议》)。并断言:“五行之说,昔人或以为符号,久之妄言生克,遂若人之五脏,无不相孳乳,也无不相贼害者,晚世庸医,藉为口诀,则实验可以尽废,此必当改革者也。”(《论中医剥复案与吴检斋书》)笔者在协助朱师整理《章次公医案》期间,朱师明确要求,撰写按语不要用五行机械地说理,五行说不是章先生所乐闻,决不能强加于人而违其本意。朱师这样做,就保留了一段真实的历史供后人评说。于今观之,质疑五行不过是一个学术争议,不妨客观地看待、辯证地分析、冷静地思考其中的是非得失,求一持平之论。用五行来说理,不无可取之处,如泛用、滥用,诚恐流于浅薄,等于自设藩篱,这就阻碍我们对具体问题作更深入的研究,让中医学术突破原有的框框向更深层次发展。惟“疑古”方能“变古”,这也许是章先生质疑五行的积极意义。

笔者俟诊于朱师之侧聆听教益,譬如一次见到肝阳上亢引发的高血压证候,向先生请教“清金平木”法的应用。考此法以清代医家王旭高的表述具代表性,王氏认为肝气、肝风、肝火三者同出而异名,但为病不同,治法亦异。凡“肝火上亢,清之不已,当制肝,乃清金以制木火之亢逆也”(《西溪书屋夜话录》)。朱师则云,此类高血压,无论怎么去清“金”,“木”都平不下来,血压也不会下挫。这句话我至今印象深刻,说明一些看似圆融周到的说理,不一定经得起临床的检验。而“清金平木”也有它特定的应用范围,不能一概套用。再者,俗称的肝阳上亢引起的高血压,其深层次的发病机理到底何在,值得进一步探讨。揣测朱师的用意,是激励后学突破固有的迷思,不断进取,从而有新的发现。

五、平淡神奇

清代医家费伯雄曾谓:“天下无神奇之法,只有平淡之法。平淡之极,乃为神奇。”(《医醇賸义》)视野广阔,博采众长,采用民间草药,特别是一些冷门药,是“章朱学派”的特色之一。

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,与章先生同时代的医家张明权曾撰文指出,章先生临证处方,“冷门药十有五六”,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。很多不起眼的冷门药,章先生用得出神入化。例如荠菜花,本是清肝明目药,还能清热凉血,解毒止痢。先生于湿温(肠伤寒)大便溏泄,甚至色赤时用之,取其直清肠热,若炒炭,更能收敛肠粘膜,防止肠出血。再如鸡蛋壳,功善收涩制酸。对胃溃疡患者,先生将其放瓦上煅存性作散剂用之,可制酸和中,且无刺激性,能护膜生肌,促进溃疡愈合。其他如用马鞭草截疟、仙鹤草强壮、白槿花治痢、望江南治热病便秘、苎麻根止咳平喘、凤尾草治带下等等,无不随手拈来,头头是道。朱师对冷门药的应用更为广泛,有《用药经验》行世,例如穿山龙一味,朱师经过大量的临床实践,认为其能扶正气、祛风湿、通血脉、蠲痹着,为治疗风湿类疾病,标本同治的妙药,并说明用量需40--45克,30克以下收效不著。再如豨莶草能祛风湿、平肝阳、强筋骨,朱师用于黄疸缠绵不退,湿热疫毒稽留之候,取其能解毒护肝、兼可活血。还有用蜂房治带下清稀,葎草通淋利尿,扦扦活活血消肿,一枝黄花疏风清热,疗效确切,历验不爽。冷门药大多具有“廉、便、验”的特点,易得而实用,还能减轻患者的负担,二公仁者之心亦可见矣。

临证所见有时用某方某药历久无效,转用一些冷门药,尝能出奇制胜。笔者在英国行医亲身体验,发现从未接触过中药的西方人,对中药特别敏感,只用草药且用小量辄能获验,用量大了机体反觉难以承受,个中道理,发人深思。

六、务实求真

茫茫学海,何处觅真知?朱师对虫类药的应用,不乏真知灼见。所制之“益肾蠲痹丸”、“复肝丸”、“健脑散”等,均为享有盛誉的良方。不妨略窥其心法,以作借鉴。

首先,上至《本经》,下迄当代,凡医学文献关于虫类药的记载,朱师靡不勤加搜求,积累大量资料,故能取精用宏。先生还汲取民间经验,以济书本的不足。再者,先生采用现代的药理、药化研究成果,从新的视角来诠释虫类药的功用;躬身实践以征其实,故能得心应手,运用自如。此外,先生注意患者的反馈信息,证其药效,并发现新的功用。例如蜂房一味,本是祛风定惊、攻毒疗疮、散肿止痛之良药。能疗阳痿,仅《唐本草》有记载,朱师用其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时,部分患者反馈的信息似有温肾壮阳之功,随后侧重用其治阳痿,确有疗效,此为先生自制蜘蜂丸(花蜘蛛(微焙),炙蜂房,熟地黄,紫河车,肉苁蓉)治阳痿之缘起。朱师的这一体验,令人想起章太炎先生“道不远人,以病者之身为宗师”(《自强医报题辞》),是确有见地之言。病者之身是一本无法穷尽的大书,所提供的各种信息,无论人的抗病能力,还是医者诊断、治法的确切与否,乃至药物的性能,客观、具体而真实,有任何实验无可企及之处,正是问“道”之所在。如果医者不善于捕捉病者提供的各种信息,并从中获得启示,就很难找到解决疑难杂症的钥匙。

章太炎先生还说,“下问铃串,不贵儒医”,朱师当年采风访贤,成就了南通市中医院“三枝花”(季德胜的蛇药、陈照的瘰疬拔核药、成云龙的金荞麦),至今传为美谈。先生的治学精神也深深影响着后之学者,笔者在验证木贼草的药性时,就受到老药工的经验启迪,感触良深。按诸家本草记载,木贼草味甘、微苦,治目赤肿痛,并能发汗。今人归于发散风热药,但它还能疗肠风、脱肛、痢疾,妇人崩中赤白诸疾,有收涩之功,其故何也?清人黄宫绣《本草求真》谓:“疝痛脱肛、肠风痔漏、赤痢崩带,审果系风热而成者,得此则痛止肛收,肠固血止,而无不治之症矣。”显系随文释义,似通而未通。吾反复考证,张子和《儒门事亲·七方十剂绳墨订一》将其归于“涩剂”,惜乎语焉未详。惟《中药材手册》(1959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),载明木贼草“味甘微苦涩”,遂用口亲尝之,果然有涩味,涩能固脱,这才解开了心中的疑窦。这本书集中了全国各地的老药工经验,老药工无先入为主的成见,故真实可信。木贼草能散能敛,全在医者善用之。黄氏欲求真而不得其真,惟崇尚实践方有真知。孔志约在《唐本草·序》中云:“《本经》虽缺,有验必书;《别录》虽存,无稽必正。”这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。古人如是,吾辈当加倍努力才是。

往事已成历史,知史可以鉴今。记忆中的碎片虽不足联缀成一个清晰的画面,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,亦可窥朱师博大的胸襟,治学的门径和独到的眼光,或可为读者诸君研究“章朱学派”之一助。几十年来,朱师为继承发扬章次公先生的学术经验,出版其学术著作竭尽心力,硕果累累。今天我们缅怀朱师的盛德与丰业,亦当奋发前行,让先师学术传世,则精神不朽矣。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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